朝华午拾 - 我的世界语国（五）: 水牛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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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我的世界语国》入《世运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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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立委

纽约州水牛城是我来美奋斗挣扎了八年的地方，我的世界语国也经历了许多的风雨起伏。

我是在美国网络热潮中来到这家创业公司的（见《朝华午拾－创业之路》）。在世纪末网络泡沫破灭之
前，我协助老板获得了1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钱一下多得好像永远用不完似的。老板决定停薪留
职，不再承担她的大学教授责任，来到公司当任全职CEO。开始的 executives 就老板和我两个人。
我们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开发自然语言技术支持的新一代问答系统。

跟钱同时进来的是压力。如果我们无能快速组建团队，老板对投资人就无法交代。扩员的压力很大，我
和老板漫天做招工广告，每当发现一个合适对象，并成功招纳，就相互祝贺。如果有一周一个也没有招
到，就有挫折感。

当时的气氛跟中国大跃进类似，理性被压抑，冒进被称颂。投资人来视察时，得知我们新的办公楼还在
接洽，旧的办公室太过拥挤，难以适应迅速扩张的需求，竟然提议两班倒，“人停机不停”。我们明知
科研和开发不是靠“革命热情”和人海战术就可以飞跃的，但是在当时的那种气氛下，也没有办法跟投
资人说清这个道理。作为经理，我只好因势利导，每个周末以身作则，来公司加班，并鼓励员工至少周
末加班一天。平时每天晚上六点半左右我出去买各式快餐，好像大跃进吃公共食堂的样子，为届时还在
办公室的员工提供免费晚餐。

董事会要求我们尽快从当时的五六个员工至少扩充到50－60人的规模。我作为第一位副总，被赋予为
我的研究开发组招工扩员20－30人的任务。我的组需要三类人才，一是研究科学家，要懂机器学习算
法，跟踪最新学术动态，二是软件工程师，能够开发和优化 real life 软件模块，三是语言学家，
可以编制和维护机器语法和词典等软件资源。前两类人比较紧缺，语言学家相对好办。我先从加拿大招
来两名语言学家，又在德国招来一名，加上一名中国籍女博士，组建了一支语言学博士队伍。董事会还
嫌我们扩张速度不够，不能符合他们的大跃进要求。我们于是实施员工引荐的奖励办法，非经理的员工
推荐一人，一旦受聘，可得一千美元奖金。作为经理，内举不避亲，我着手在我的两个社会圈子，华人
和世界语朋友中，继续扩招。华人圈子主要是中国的留学生和新移民，前后招进10名。其中多是先跟
我做暑假实习生（interns），然后留下来成为正式员工。他们多还没有毕业，也没有北美工作经
验，需要留在水牛城继续学业，能够来到公司一边工作，一边完成学位对他们是绝好的选择（水牛城工
作机会很有限，我们公司被认为是比较理想的所在）。老板对中国学生印象很好，认为他们比印度同学
更加踏实能干，所以对我偏向在华人留学生中招员表示支持。

世界语圈子里，我跟加拿大世界语协会主席P先生认识多年，他的博士已经念了七年多了，因为毕业即
失业的压力，一直在系里耗着不毕业。我于是去信请他来面试，邀请他加盟我的研究开发组。他询问待
遇如何，我告诉他如果被录用，比他现在的 sessional instructor 的工资高出两三倍，他自然
喜出望外。拿到 offer 以后，他和他的世界语太太欢天喜地，开车从西海岸沿一号公路横穿加拿
大，经多伦多一路开车到水牛城报到。由于他的到来，水牛城成为世界语俱乐部的新据点，来自邻城多
伦多和 Rochester 的世界语朋友，也纷纷来他的公寓聚会，我的世界语圈子也随之扩大了。

早在温哥华念博士时期，我就认识了P先生。其实他可以算我的师兄，在我进入语言学系前他就在我系
读博士，到我去的时候，他转到邻城的另一所大学继续他漫长的博士生涯。我们在地区性的语言学会议
和世界语会议上都见过面，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典型（stereotyped）的语言学家，有点迂腐，善于
做田野工作，detail-oriented，懂得很多门外语，适合当秘书或编辑。我觉得经过培训，他可以胜
任机器词典语法的编制维护任务。我离开温哥华前，和他也有一些个人交往，一次开北美语言学会的时
候，曾在他家留宿。还有一次开北美西北地区世界语会议以后，我搭乘他的车回温哥华。一路上，他和
太太两个兴奋异常，用世界语高谈阔论，突然发现汽车没油了。半夜三更，我们被困在高速公路旁边。
当时我们是学生，为省钱都没有加入汽车协会（CAA），所以也无法向CAA求援。P先生后来硬是步行
到下一个高速出口边的汽油站，请求好心人帮忙送来一管汽油，我们才得以平安回家。

P先生是在欧洲参加世界语大会时认识太太的。太太是当地的世界语积极分子，跟前夫离异后带着女儿
生活。她性格爽朗，滔滔不绝，说话爱夸张，表情丰富。谈起她和P的相识相爱，总是眉飞色舞。她把
丈夫看得很高很大，现在丈夫博士还没有答辩就找到了工作，经济一下子翻身了，她的喜悦更是溢于言
表。为了表达对我举荐和接纳的感激，她自己绘画，制作一批手工艺卡片送给我的太太，还赠送我一本
柴门霍夫传记，扉页写满了对我的溢美之词。

P先生来后，工作按部就班，倒也兢兢业业，但跟现有的几位语言学家相比，也并不突出。我们只做英
语，他的外语专长也无法表现。他也不大懂公司文化中的个人表现和隐形的加班要求，总是按时上下
班。也难怪，他和太太有很多世界语协会的杂务，编辑加拿大世界语协会通讯，发展会员等等。看的出
来，他们满意现状，很 enjoy 目前的生活。我心内认同这样的劳逸结合的生活方式，但自己不
得不过另一种生活：每天天很晚才回家，周末总是加班，难得有时间陪孩子和太太。

有一次跟P聊天，我提到想把同样是世界语者的资深D博士招来，可是联系不上，P先生说可以在世界语
朋友中查询他的下落。过了两一个月，他兴冲冲告诉我联络上了，说D博士目前在一家社区学院担任临
时讲师。我马上打电话给他，一拍即合，邀请他前来面试。D博士曾经是我的"上司"
（见《朝华午拾－我的世界语国（四）: 欧洲之行》）：当年在荷兰公司以世界语为媒介语的机器翻
译项目DLT中，他负责指导和审查我承包的汉语形式语法。我想，作为资深语言学博士，又跟我一样实
际从事过多年的机器翻译工作，他也许可以帮助我指导这个越来越大的团队。

面试并不顺利。D博士年岁较大，反应有点迟钝，我也感觉有些失望，至少他不象是个 group 
leader 的人才。不过，心里想，他也许经历的挫折较多，至少经验是有的，作为一个 team 
member，想必没有问题。老板跟我说，D很老实，但是不象是个能干的人，不主张招。不过，如果我
觉得能用上，还是由我定。我咬咬牙，还是招了，但没有给资深人士待遇，年薪跟其他语言学家拉平。
尽管如此，对于D博士，这无疑是自荷兰公司工作后的多年漂流生涯以来的最好工作。他和他的世界语
太太也是欢天喜地来到水牛城，而且来了不久就买了房子，俨然要在水牛城扎根。后来得知，D博士的
母亲听到儿子得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的喜讯，决定提前把家产划给他，资助他在房价便宜的水牛城置办房
产。

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语言学家供过于求的北美劳务市场。在西方，有很多冷门专业不断制造着社
会不需要的人才，这些专业的大部分博士毕业即失业。冷门专业包括我们从小迷信其威力的数学和物
理，我主修的语言学也是其中之一。这些专业的博士生除了谋求教授职务，在社会上很少有需要其专门
技能的岗位。可是教授职位毕竟很有限，往往一个职位出来，就有上百个博士和博士后申请，对于不是
一流大学的博士，求教职简直比登天还难。拿语言学来说，就我所知，甚至MIT的博士，也常常需要经
过两三轮清贫的博士后中转（博士后是真正的学术“苦力”，一年两万左右薪水，经济上比餐馆打工强
不了多少），运气好的最后可能找到一个二流或三流大学的教职。

这就是我所学的可怜的语言学的现实，好在我的研究方向跟电脑有关，运气稍好。可是很多我的同学终
身潦倒落魄。少数头脑灵活的丢掉专业转行去干别的，更多的人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只好在大学做临
时讲师（sessional instructor，僧多粥少，这种工资很低的临时工也很难找），或者接点翻译或
编辑的零活，勉强糊口。别小瞧这些语言学博士，他们尽管没有多少创造性，棱角也早已磨圆了，可个
个都是饱学之士，多数都会五六种外语，会十几种外语的也不在少数。我的世界语朋友P先生和D博士
就是他们的代表。这些落魄而清高的语言学博士，囊中羞涩，在北美很难得到女士的垂青。可是在前共
产主义的东欧，借助世界语的特殊场合，却可能喜结良缘。D博士在荷兰公司的项目完结以后，辗转东
欧各国，教授了几年英语，同时投身当地世界语运动。回美国的时候，跟P先生一样，带回来一个世界
语者太太。

我们在语言学家中大量招工的行动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当时，我们的几个竞争对手包括
AnswerLogic.com 也一样到语言学家中招工，形成了一道社会风景。我们这些活动经过《华尔街日
报》题为"No Longer Just Eggheads, Linguists Leap to the Net"的采访报道后，在社
会上和语言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甚至中文报纸《世界日报》也编译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一时间似乎
为语言学家开辟了一条新路。作为参与者，我为自己能够帮助同行创造就业机会感到欣慰和自豪。在公
司内部，尽管由于劳务市场的供需影响，语言学家作为 knowledge engineers，比同等学历的软件
工程师工资要低，我还是尽量为他们谋求高于市场价格的待遇。一时间，公司仿佛成为语言学家的天
堂。

然而，好景不长。D博士差不多是我们疯狂扩招的最后一个了。世纪末，网络泡沫终于破灭，Nasdaq 
科技股市场一落千丈，投资人变得异常挑剔和谨慎。AnswerLogic 拿钱比我们早，烧得比我们快，
轰轰烈烈闹腾了不到两年，终于随着Nasdaq的坍台而销声匿迹。还有一家搞自然语言有相当年头的公
司，日本投资人决定撤资，拍卖股权，公司负责人找到我们，认为我们两家的技术有很大的互补性，希
望我们贱价购买，并接纳他们的技术骨干：负责人实在不忍心对技术骨干裁员。我们的另一个对手，曾
经拿到三千万巨额投资，集中了世界一流科学家的 Whizbang! 也遭遇滑铁卢，投资人在烧了一千多
万美元以后，决定撤资，撕毁合同，放血大拍卖：他们的所有技术，包括源程序和说明，everything 
must go! 价格已经降到一两百万美元，让我们不得不动心。可是我们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没有
能力和精力消化这些技术，只好放弃这个“deal of the century”。股市垮台不到一年，几十家在
我的 watch-list 中的对手，只剩下两三家，跟我们一样勉强维持，惨淡经营，朝不保夕。

我们当时还剩下约五百万投资，加上不断增长的政府项目的进项，还没有到山穷水尽。当然，投资人也
可以中途撤资，但他们最终还是决定继续支持下去。不过，董事会决定重金引进职业经理人，我的老板
只好屈居第二。新的CEO精明强干，哈佛MBA出身，此前领导过三家高科技创业公司，并成功转手出售
给大公司，有不错的 track record。他的担子很重，在 high-tech 公司纷纷关张的恶劣形势
下，必须带领公司闯出新路，度过难关，伺机发展。当时，问答系统的先行者 AskJeeves 盛极而
衰，股票一跌千丈，董事会因此认定我们一直在开发的问答系统没有市场，指令转向开发新产品。 

CEO上任以后，连续两周听我们详细介绍技术细节，比较我们的技术跟可能的竞争对手的异同，开始咨
询一些外面的高参，探询新产品的路子。同时，他不动声色地考虑如何重组（re-org）公司，减少开
支，轻装前进。对于高科技公司，最大的开支是人力资源，re-org 就意味着裁员。他随身总带着一
个花名册，上面标有每个员工的职务和工资，他不时在上面写写划划，有的打叉，有的标上问号。最先
打叉的就有D博士。这也不怪，D博士来了不久，就犯了几个低级错误，闹了不少笑话，他老朽无能的
评价很快就反馈上来了。我很为难，但是知道难以保护他，他确实不上手。我至今也不明白，一个名校
博士，有六年相关的实际工作经验，怎么这样不入。他也没有到老糊涂的年岁呀。

D博士自己也有所觉察，有危机感。他有点木纳，不善于迎合其他主管，觉得我是他的唯一的救命稻
草，于是请我和全家做客，P先生夫妇作陪，联络感情。他的用心我很明白，可我确实无能为力，在公
司正式宣布裁员名单前还必须小心保密。这次请客真让我犯难，跟太太一商量，觉得不能不给他们夫妇
一个面子，但又不能让他们有错觉我有能力保护他。最后决定我一个人去，带上礼物赴宴。女主人使出
全身解数，做了一顿极为丰盛的晚餐，用的餐具也很讲究，可是我没有任何胃口和心情，硬着头皮应
付。气氛有点凝重，连平时爱热闹，喜欢多话的P太太，察言观色，也收敛很多。P先生夫妇转着弯子
替D博士美言，我只能微笑不语，这是我在世界语国所经历过的最别扭的晚宴。

裁员计划暂缓，因为CEO和董事会还在协商多大的裁员幅度既能节省开支，支持公司开发出新产品，又
不伤筋骨，保存骨干。终于，在CEO到来的第三个月，裁员指标在管理层下达，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
们辛苦发展的60多员工的公司，居然要砍掉一半。这下不但D博士保不住，连P博士（P先生当时已经答
辩，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正春风得意）也必须走人。由老板和天使投资人任命的四个年轻副总，也开
掉三个，甚至天使投资人的亲弟弟也不能幸免。老的VP就剩下我一个，好腾出位子让CEO引进资深经理
人员，组建新的领导班子。公司的第四号员工，一个挺能干但爱抱怨的西班牙小伙子，也列入黑名单。
我感到痛心，毕竟大家同舟共济，一路走过来，我说服老板和我的老搭档、瑞典籍的第一号员工一起去
跟CEO说情，还是没有成功。CEO跟我说：I know it's a great pain, especially for 
those you have worked with for long. But we all want the comnpany to 
succeed and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survive this tough time. I have done 
this numerous times, believe me, it works. 说的是老实话，可是作为经理，要开掉自己
亲手招来的员工，是什么滋味：job 是员工的命根子，你不能把人送上天堂，转手又打入地狱。

煎熬不止这些。我保护华人员工的私心也受到挑战。经过多轮内部讨价还价，最后决定10名华人员工
必须裁掉两位。大家乡里乡亲，砸人饭碗的事情怎么忍心去做。就在这个当口，我两年前招进来的中小
学同学C博士跟我谈起，他由于个人原因，已经决定海龟（后来应聘招标成为名校的博导和正教授，事
业一片光明），但是不想在裁员风潮中辞职，怕人误会是表现不佳，不得不离开。我心内暗喜，他的离
开至少救了一位。我说，你不用当心，我们可以安排你在裁员风潮过后离开，而且公司会为他饯行，表
彰他两年来的贡献。还剩最后一位华人员工，看样子是保不住了。我不死心，私下跟我的资深助手一
起，沟通CEO刚招进来的资深工程副总，说服他工程组需要一位我们研发组出身的既懂技术又懂工程的
人，作为两个组的桥梁，这样在新产品开发中可以加速技术转移。说的也是实情，但一切在于权衡。副
总新到，对我们老人有所依仗，现在CEO把工程组裁员重组和产品开发的任务交给他，他多方权衡，终
于接受我们的方案，接纳了我们推举的人，使我松了口气，总算保全了华人员工。

在大裁员的那一周，我整夜整夜失眠，心急如焚，茶饭不思。更加残酷的是，裁员实施当天，我作为经
理，必须履行职责，跟被裁的员工个别谈话，做好善后。不管怎样小心，最后还是有风波，一位被裁的
白人女质量检测员，平时受过我的批评有积怨，加上看到华人员工均完好无损，扬言我们有种族歧视和
性别歧视，要到法院告我们。公司后来找人沟通，说服她私了了。我的西班牙同事，也是一个实心眼，
经常打电话给我，想回到公司，可是开他的人都在台上，怎么可能。他还几次回来看我和其他老同事，
跟我说对公司念念不忘，充满love-n-hate的感情。我的中国同事担心他想不开，做什么绝事，劝我
躲开他。我了解他的为人，同情他的遭遇，还是一直跟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在他寻找新的工作时给予
强烈推荐。

回想起来，不动大手术，公司难以为继，也就没有后来的复苏，成功地开发出市场需要的产品，使得投
资人愿意进一步追加二期和三期的资金。可是，我和老板毕竟是书生，没有职业经理人的“铁石心
肠”，感情上很难接受裁员的残酷现实，无法面对员工的惊惶和绝望。

我不能忘记P太太听到丈夫被裁、天雷轰顶一样的反应。裁员前夕，他们夫妇正计划利用每年的假日去
参加北美世界语会议，老板跟我商量，决定暂先不告诉他们裁员的消息，以免影响他们的心情。可以想
见，当他们在世界语国欢度一周回来后落到深渊的感受。从我们这里出去，P博士回到加拿大担任了一
段园林工人，后来好像找到一份临时秘书的工作，在某大学帮忙。D博士此后失业很久，一直找不到工
作，也不知他刚买的房子怎么了结。

好久好久，裁员的阴影挥之不去。太太安慰我说：你已尽了努力，他们的工作在紧缩时确实是可有可
无，无法保全。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他们本来是没有机会的，我毕竟给了他们机会，并没有因此耽
误他们的其他机会。

我很佩服CEO，在随后开发新产品和技术转移过程中，跟他配合默契。但在他领导公司走向成功的路
上，我总觉得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悲凉。命运使我凑巧进入小公司的senior management，八年
下来，我的体会是，经理，这不是我等意志薄弱者应该干的活计。

Wei Li
记于2006年独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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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ed 4 time(s). Last edit at 2010-05-10, 12:06AM by 立委.